中国昆虫迁飞研究创始人之一。在蝗虫、黏虫等重大害虫测报与防治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国家攀登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等多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作为第一、第二主持人曾12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其中“黏虫越冬迁飞规律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发表论文著作近百篇（部）。1990年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超越生命的人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光博

　　1996年7月20日下午4:05，北京肿瘤医院的一间病房。窗外，大雨滂沱；窗内，人们泪流满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光博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闻讯后，人们匆匆赶来，虽然大家对他的病危早有预感，但此时仍然无法把死神的降临和那个身材微胖、精神抖擞、思路敏捷、十分健谈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人们记得就在头一天的早晨，他还一遍遍地催着家里人把所里的年轻同志找来，他问年轻人，“攀登计划”落实了没有？课题进展得怎么样？项目还有什么困难？他嘱咐说，你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遇事多商量，好好合作。他甚至笑着说，等我病好了，咱们一起干……这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下午他又约了所里另一拨中年骨干，还是谈工作，谈项目……一直到傍晚。这一天重病多日的他精神出奇地好，声音清楚，中气十足，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可当大家走了之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晚上所里的年轻人再次赶来时，他已经昏迷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是在用自己的全部气力做最后的嘱咐。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嘱，谈的最多的是工作、工作、工作……这就是李光博，一个中国农业科学家人生的最后冲刺！
首战治蝗多项科学措施告捷
1922年6月，李光博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虽然家境富裕，他也完全可以选择更能光宗耀祖的职业，但自幼就对大自然感兴趣的他却一头扎入虫和鸟的世界。童年时，华北大平原夜晚的虫鸣、清晨的鸟语使他为之心醉，他养蝈蝈、养蛐蛐、养鸟、捉萤火虫、捉蚂蚱等等，一心想探究这些小生命的奥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农学院昆虫系。1947年毕业后，又在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病虫害系任职。从此，爱好转为职业，兴趣变成专业，他在昆虫研究的领域里像一艘鼓满了风帆的船，开始了事业的远航。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对农业科技前所未有的重视给他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李光博从农事试验场的技佐变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技术员、助理研究员。他第一次重点出击的治虫对象就是当时危害成灾的蝗虫。
说起蝗虫，几千年来中国人都不陌生，虫字旁加个皇谓之蝗，可意为虫中之皇。蝗灾泛滥之时，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将所有农作物一扫而光，令人闻之色变。这样的情景史不绝书，因此治蝗就成了几乎所有治虫人员必须面对的第一大任务。
从1950年的夏天开始，年轻的李光博在著名农业昆虫学家曹骥、邱式邦的指导下，在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进行了长达7年的蝗虫研究和治理工作。一处处草滩、盐碱地、丘陵、水洼等蝗虫易于生长之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怕蚊叮虫咬、酷暑骄阳，他把所有的理想和热情都投入到治蝗当中。每到一处，他都仔细观察蝗虫的生长习性和种类、密度，详细了解群众灭蝗的种种办法，然后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提出见解，帮助当地尽快消灭虫灾。土蝗和飞蝗如何识别、查幼虫和查成虫如何测报、六六六麦麸毒饵治蝗技术如何掌握和推广、气候和环境的变迁对蝗灾的产生有何影响、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蝗灾的发生……，围绕着这些灭虫和科研中亟须解决的问题，7年中他和导师、同事们行程万里，走遍千家万户，查阅了数不清的资料，做了上百次的试验，提出了多种有效遏制蝗灾的办法。在研究大面积推广六六六麦麸毒饵治蝗技术的同时、又研究提出了青草毒饵治虫技术，用新鲜杂草取代麦麸，既消灭了蝗虫，又节省了大量的麦麸，在全国灭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山东渤海蝗区沾化县常年蹲点，协助山东惠民专区建立了“千人蝗情侦查网”。他提出的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为防治多种土蝗的有利时机以及在冬小麦秋播时施用毒饵保护麦苗的配套技术等，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此，他还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奖”。然而，他从未和人提起的是，这期间，他3个孩子陆续出生，因工作太忙，出生时他都没能留在北京守候妻子。

研究黏虫解开迁飞危害之谜

　　如果说在治蝗中李光博已经显示出他的勤奋和才华的话，那么对于黏虫的研究使他的科研成就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1957年，中央提出要尽快根治危害农业最严重的十大害虫，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蝗虫和黏虫。蝗虫自不必说，李光博已经打了7年的交道，而对于同样危害甚烈的黏虫，尽管也有千年记载，但人们对于它仍然是知之甚少，防治乏力。
黏虫，史书上有多处“害稼”、“害苗”、“食稼殆尽，食叶十伤五六”的记载。由于它昼伏夜出，在我国东北被称为“夜盗虫”、“鬼魔虫”，在南方被称为“剃枝虫”，还因为它来无影去无踪，以至被广大农民尊为“神虫”，中国历史上专为虫子建庙叩拜的，据考只有黏虫。早在1949年他就在河北束鹿见识过黏虫吞啮庄稼的厉害。当夜可听到黏虫吃庄稼汇成的巨大声浪，而农民白天只好到地里烧香撒饭祈神保佑，此情此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找到根治这种农业害虫的办法，绝不能让它再继续危害下去。1957年，他由治蝗改为治黏，接下了研究黏虫活动规律的项目。可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从哪下手呢？
治虫必先养虫，养虫是为了找到它过冬的规律。他一口气养了30多个大纱笼的黏虫，数量有上千头，喂食扫粪，随时观察记录，伺候它们胜过了自己的家人，而且一养就是四代。然而，尽管他下了很大功夫，连一头雌蛾产几百粒卵、脱几次皮都数得一清二楚，但对于黏虫在自然界的生长规律仍然了解得不太清楚。冬天一到，很多虫子纷纷死去，结果并不理想。而随后他和助手的野外考察也很不顺利，找不到黏虫过冬的迹象。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仍然不知道夏季在北方田野中肆虐的黏虫以后又到哪里去繁殖后代，度过严寒的冬天。
一晃两年过去了，1959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的一次黏虫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生物系张宗炳教授提出了“东北的黏虫不能在当地过冬，是被大风从南方吹来的”假说，这给了李光博很大启发。会后他立刻带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小组和各地农技部门组成了黏虫研究协作组，开始了从南到北对黏虫老巢的追寻。很快，在湖南长沙发现了越冬黏虫的蛹和幼虫；紧接着，他和助手南下亲眼看见了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黏虫在冬季危害，他猛然悟到：黏虫会不会也如候鸟一般，夏季在北方大量吞啮庄稼后秋季化蛹为蛾飞往南方，在南方产卵为虫吞啮庄稼后第二年春季再化蛹为蛾飞往江淮和北方地区，产卵为虫继续危害，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这个猜测能成立吗？
试验说明了一切。从1961年9月开始，在李光博的主持下，在全国9省13个地点陆续进行了10多次黏虫飞蛾标记试验，标记黏虫飞蛾200多万头，其中仅他一人就在山东临沂标记了黏虫飞蛾40多万头。具体做法是把甲地的黏虫飞蛾喷上颜色放飞看在何地能够收回，以检验他的猜测能否成立。结果是在5省11个地点收到标记成虫12头，其中他亲手标记的40多万头中，有5头分别在辽宁旅大、新金、锦州和吉林公主岭、柳河等地收到，标记与回收地点的直线距离为600～1400公里。这是世界上采用大规模标记回收方法研究害虫远距离迁飞规律获得成功的惟一范例。正是这个试验的成功使危害世代的黏虫虫源性质被查清，每年至少3次长距离、大范围迁飞活动的规律被掌握。他首次提出1月份0℃等温线是黏虫在中国的越冬北界；提出了“黏虫季节性迁飞危害”假说；通过组织标记回收试验，研究明确了黏虫远距离迁飞危害的规律，阐明了各大发生区的虫源性质。这些研究成果，解开了世间流传千年之久的“神虫”之谜。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他在掌握了黏虫迁飞的规律后，又创造性地设计出黏虫“异地”测报办法。他根据对甲地查到的当代黏虫的发生情况，大胆地预测乙地的下一代黏虫的数量、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和规模，把对黏虫迁飞规律的认识化为预防和根治黏虫的行动。从1963年到1979年，他主持发布了黏虫预报50余期，准确率达到了85%，运用这一预报能比过去提前20天预计到发生虫灾的情况。初步统计每年可为国家减少粮食损失25亿~35亿公斤。同时，黏虫迁飞研究取得的成就也为稻飞虱、小地老虎等没有滞育习性的害虫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奋斗不止生命绽放璀灿光彩

　　二十年如一日的黏虫研究，使作为农业昆虫学家的李光博声名鹊起。“文革”以后，阴霾散去，阳光普照大地之时，他的辛勤耕耘也到了收获季节。1977年后，他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一系列国家大奖；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等职务和荣誉称号也接踵而至。1983年在英国布赖敦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植保会议上，展厅中代表中国治虫科研成果的黏虫迁飞图及介绍吸引了众多国际专家的目光；他在美国访问时所作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来访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专家也对他的成果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这项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莫大的荣誉，他没有沉醉其中，他彻悟到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教育的结果，60多岁的他积极要求入党，并于1984年12月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奋斗的目标更加明确，科研工作更加努力，同时也深感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如何进一步推动黏虫的研究？如何将黏虫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其他虫灾的研究中？如何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病虫害的预测？如何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如何搞好全国的整体协作、协同攻关？如何进一步防治黏虫……这些问题日夜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大会小会，逢人便谈。围绕这些他继续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
对工作，他想得很多，对同志，他关心备至。所里有一位年轻的同志患肝病，孤身一人，家又不在北京，李光博不仅经常看望，问寒问暖，而且让家人做一些可口的饭菜给他送去，帮助他早日康复。20世纪90年代，沈阳农学院的一位老教授到北京开会，住在所里的平房招待所，李光博想到他夜里上厕所不方便，就特地让家人给送去一个便盆。为了培养年轻人，他不遗余力，既是良师，更是益友，在他的感召下，一些留学人员及时回国，加入到他的课题组中。
常年的野外考察、蹲点使他患上严重的肠胃病，常常靠吃药顶着，同事们劝他去看病，他却总是说，小毛病，没事。直到1995年的一次体检中他被查出患有肠癌，才被家人催促着到医院复查，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治疗。而他人是进了医院，可是心却仍在研究所里。他的家人和同事又怎能忘记这样一些镜头呢？正在输液的他，听说科技攻关项目有会，想让他参加，他拔下输液管，就走出了医院；在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刚刚做完手术不久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所里“九五”科研规划，那敏捷的思路、洪亮的声音使人几乎忘了他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他躺在病床上听汇报、改稿子、谈项目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回家休息几天，他也在伏案疾书，没有一刻停息……。他常说：“我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奉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追求理想和事业的奉献精神，看到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才有了本文开头他临终前仍时刻不忘科研工作的感人一幕。人们常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光博不正是像春蚕一样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吗？他是真正超越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