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农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与国内同行创造性地将核技术农业应用研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核农学，并培养了我国核技术农业应用的第一批生力军，在农作物辐射诱变育种机理研究和诱变育种新品种育成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利用雄性不育系选育杂交高粱》、《小麦雄性不育的概况》、《核科学技术在作物育种上的应用》、《核农学导论》和《植物诱变育种》等。
 

中国核农学事业的开拓者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仁

　　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为事业献身”这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使得徐冠仁在中国的核农学研究上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地、默默地工作，由此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核农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的地位。

求学立业开辟抗病育种新途径

　　徐冠仁1914年3月7日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徐由白是数学教师，母亲严冰如操持家务。因家境贫寒，他8岁才上小学，但学习十分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930年6月从江苏南通学院附属高中毕业，荣获奖章和奖状，同年升入南通学院农科学习，1931年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1934年6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农艺系助教，后任讲师、副教授。他和同班同学蔡旭、俞启葆都是当时从事稻、麦、棉研究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1946年徐冠仁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遗传学，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并被接纳为美国希格玛赛（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在他的博士论文《正常玉米与矮生玉米发育比较研究》中，他对杂交优势的产生与表达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在研究中发现：同一致矮基因对玉米不同器官的作用是不同的，该基因在纯合态是一种表现，在杂合态下又是另一种表现；在它原来的遗传背景中是一种表达，转入另一种遗传背景中则又是另一种表达；当携带不同致矮基因的自交系杂交时，杂种第一代杂种优势的表达视总体遗传结构而定。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及植物遗传学系任研究员，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引起各国农业科学家的重视。徐冠仁采用热中子和X射线处理小麦种子，得到抗秆锈病突变体，为抗病育种开辟了新的途径，受到国际育种界的重视，其论文被编入《第一届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论文集》。

报效祖国创建中国核农学体系

　　1956年9月6日，北京永安宾馆一个普通房间的灯光彻夜长明，他在这里起草了建立原子能农业应用实验室和发展中国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事业的报告。
为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号召，他在这一年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克服重重困难，携夫人黄小玲（明尼苏达大学园艺学硕士）和幼子从美国转道日本回到祖国。
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负责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当时，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在国际上虽然发展很快，但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既缺少人才，又缺少资料，更缺少设备。为了开展筹建工作，他不畏困难，利用几间旧平房改建成放化实验室和物理测量室，又向国内有关单位借聘了7位专家。依靠集体的智慧，筹建工作很快取得成效。经过一年的努力，1957年9月，我国第一个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1960年发展成为研究所）正式诞生，徐冠仁任主任。该研究室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科研机构（5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和前苏联专家一起设计了前苏联援华的第429项工程，即国内第一个核技术农业应用研究的专业研究设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429实验大楼和第一个农用放射性辐照装置。
由此开始，他与原子能利用研究室（所）的专家广泛开展了辐射诱变育种、同位素示踪技术农业应用、低剂量辐照刺激农作物增产、辐射保藏食品和辐射消灭害虫等研究工作。
在边建设、边开展研究、边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他亲自主持了农作物辐射诱变育种项目的研究工作，指导青年科研人员在实验中获得了小麦抗条锈病、洋麻抗炭疽病、高粱矮秆和棉花早熟等突变体。这些研究成果证明辐射诱变是行之有效的，由此开拓了中国辐射诱变遗传育种工作的先河。他和同行学者把我国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的理论与技术方法逐步归纳总结、完善提高，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核农学，使中国核农学在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各国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1999年，中国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定为亚太地区核农学牵头国（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为技术依托单位）。
总揽学科深入开展诱变机理研究
徐冠仁非常注意学习借鉴国外的新成果为我所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非常时期，他克服重重困难，组织青年科技工作者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新技术应用于农业的专题报告，这些报告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和在困难条件下推动核农学的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带领下，农作物辐射诱变育种应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果：1972年，国内利用核辐射诱变技术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达43个，推广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到“九五”期间，利用辐射诱变技术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达600多个，占全世界辐射诱变育种总数的1/4强，年播种面积约占国内常规作物的1/10。
在应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他提出了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并专门评述了前人对辐射诱变机制在分子遗传学水平所作的解释。他在支持开展荷能离子的生物学效应研究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辐射诱变育种的机理研究。
对于核辐射诱变，一般生物学者均认为基因突变是偶然发生的，他则认为偶然性与规律性是辩证的，他主张深入开展诱变机理的研究，从重复发生的偶然性中找出必然发生的规律性。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他总揽全局，分析总结我国核技术农业应用30多年的成就，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包括鉴定新的生物资源、创造新的生物种质；改良土壤、改进水资源管理；优化耕作、放牧、造林及水产体系；预防生物灾害及气象灾害；改进生物产品的加工与保藏；发展水域生产、开拓外层空间生物生产；核技术本身的改进与创新以及核技术更广泛深入地应用于生命现象及环境的研究。这些观点对于指导中国核农学继续向前深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忘我工作推动作物杂交优势利用

　　徐冠仁的博士论文《正常玉米与矮生玉米生长发育的比较研究》，对杂交优势的产生与表达提出了新观点。另外，他还从国外引入高粱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利用从国外引入的高粱不育系材料，选育出“原新一号”不育系和优良组合“原杂9号”、“原杂10号”、“原杂11号”，并亲自参加现场推广示范。在他及其同事们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高粱产区的农业科研机构，利用当地的种质资源，选育不育系和优良组合。这大大推动和促进了杂交高粱的推广与应用，使我国高粱大幅度增产，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由于杂交高粱的巨大成功，引发了广大科研人员、农民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杂交优势利用的认同及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与发展。
1956年，他利用小麦“单体”、“缺体”全套材料指导研究人员利用农作物非整倍体开展遗传育种研究，在应用染色体工程与作物育种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
为了开辟新糖源，他主持开展“粮糖兼用杂交高粱育种研究”，为开创我国粮糖兼用杂交高粱的利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为广泛吸收国外核农学领域的先进成果，积极宣传中国核农学的成就，他多次应邀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的专业会议，应邀出访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积极介绍我国农业和核农学的发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他也重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广泛联系作出了贡献。
严谨治学进一步坚定人生信念
徐冠仁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学风正派。他甘为孺子牛，满腔热情地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帮助他们脱颖而出。他从未具名申请奖励，他认为功劳应归于上级的正确领导，而成绩是广大科技人员做出来的。他倡导“知前人所已知，识时人所未识，为后人导新航，乃科学家之本色”。他鼓励人们“将知识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加上献身精神的力量融在一起，为事业而奋斗”。
在开创我国核农学事业的过程中，徐冠仁经常强调“开创事业要有理想，重实干，刻苦钻研，团结协作”。1956年，他在核农学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全所和全国科研工作的团结协作及核农学体系的构建，并提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的核农学达到亚洲乃至世界领先的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与中国核农学体系的创建、发展与壮大，就是在他的理想、实干、钻研、协作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
“对一个团队或个人作出评估，要看这个团队或个人所开创和从事的事业，是否对人民有利，是否后继有人，是否不断兴旺发达，而不是靠树碑立传。传是会被人遗忘，甚至被人改写的；碑是会受到风蚀，甚至倒塌的；唯有对人民有利、兴旺发达的事业，可以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高尚品质和人生的追求。同事们对他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事业，以实际行动实现为祖国献身、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追求。
“发自真挚的爱，而止于伟大的事业”，这是他1934年从中央大学毕业时，写给挚友庄晚芳（中国著名茶叶专家）信中的肺腑之言，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观，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热爱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