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致力于棉花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与教育工作。对亚洲棉的形态、分类和遗传，以及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的遗传学和细胞学有深入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主持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及云南木棉的调查研究，对改良棉花品种、增加棉花产量和改善棉花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最早在中国从事植棉区划及棉工业区划系统研究，提出的划分五大棉区的理论至今为棉花界沿用。出版了《中等棉作学》、《合于中国栽培的洋棉》、《合于中国栽种的细绒棉》、《中国的棉花》等论著。
 

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泽芳

　　冯泽芳，我国现代棉产改进事业的伟大先驱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在棉花科学研究、棉种繁殖推广和培育植棉人才等方面成就辉煌。他的学术造诣和大家风范，令后学敬仰、世人赞叹。

研究种间杂交拓宽育种途径

　　冯泽芳，字馥堂，1899年2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赤岸村，1917年金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1年毕业。在补读学分后，1925年东南大学本科毕业。在此期间，他就潜心棉花科研工作，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中棉形态及其分类》是整理我国棉种的最早著述，奠定了我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中棉之孟德尔性初次报告》是孟德尔定律发表后首次应用于中棉性状遗传的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棉花育种工作，都是纯系育种或品种间杂交育种；对棉属的分类，多以形态特征和纤维性状为主，较少采用细胞学或细胞遗传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为拓宽棉花种性改造的途径，冯泽芳大胆从事美洲陆地棉、海岛棉与中国亚洲棉的种间杂交及其后代遗传学和细胞学的研究。亚洲棉与美洲棉的杂交属于种间杂交，很难成功。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渐有可能杂交的报道，且多由美洲棉与草棉杂交。亚洲棉和美洲棉杂交时，亚洲棉为母本，一无所得；以美洲棉为母本，可得少量杂种，但F1代均不育。当时对这种不育现象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冯泽芳赴美深造期间，从大量的杂交试验中明确了以染色体多的美洲棉作母本，以染色体少的中国亚洲棉作父本，可以得到极少量的杂种，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论点，并为以后的实践所证实。他根据杂种一代花粉母细胞第一次减数分裂中期染色体构型，分析了种间不易交配性及杂种一代不育性的原因。这些观点和所提供的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数据，在当时处于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冯泽芳的博士论文《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之遗传学及细胞学的研究》是在国内事先构思和设计的，他借留学深造之便，利用国外的先进设备和科研资料（参阅有关文献100余篇），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最终取得了可喜成果。1935年，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报》（Botanical Gazette）。

主持全国区试推广斯字棉德字棉

　　19世纪中叶通商开埠后，我国成为一个棉花进口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外国原棉、棉纱和棉布的进口，为我国民族棉纺工业带来了发展契机。但是，机械纺织需较高品质的棉花，而我国当时栽种的中棉及退化洋棉产量低、品质差，不适合纺织工业的需要。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为解决原料问题，邀请美国棉花专家顾克（O.F.Cook）来华指导我国棉种改良。顾克将8个美国品种在国内多处试种，最后肯定了脱字棉和爱字棉较为适宜。在随后的十多年中主要是驯化这两个良种。1932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洛夫（H.H.Love）任总技师，1933年他征集31个中、美棉品种，在南北各棉区进行区域试验，以选择更适宜的品种。一年后，洛夫回国。时值冯泽芳学成归来，就任中央棉产改进所副所长兼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接替洛夫主持这项工作。他将试验方法加以改进，经过4年的试验证明，斯字棉4号成熟早、产量高，增产10.6%～66.7%，适于黄河流域棉区种植；德字棉531在长江流域丰产优质，平均增产14.8%。这两个新品种推广后，深受农民和纱厂的欢迎。在国内主要农作物中，棉花是率先进行全国区域试验的。除战争时期一度中断外，迄今已延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成为国家评选优良品种、实行分区域种植的关键环节，对提高我国棉花产量和改善纤维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4年，全国中美棉品种区试在18个参试单位的合作下取得良好结果，冯泽芳立即通过棉业统制委员会在彰德（今安阳）和南京两地分别进行斯字棉4号与德字棉531的繁殖、纯系育种工作，为大面积推广做好准备。1936年春，我国又从美国购进2万公斤斯字棉4号，在黄河流域几个试验场繁殖近333公顷，秋季收得种子23.3万公斤。1937年推行棉种管理制度，集中推广2700公顷，这是斯字棉在中国大量种植的开始。冯泽芳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陕、豫、川有关人员配合下，1941年在陕西关中和豫西一带推广斯字棉4号7万公顷；在陕南和四川推广德字棉5万公顷。在当时大环境下推广这么大面积，确属难能可贵。斯字棉和德字棉的推广不仅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工业提供了优质棉原料，也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华北普及优质棉品种、发展棉花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鉴定离核木棉开拓长绒棉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棉区大部分沦陷，大后方缺乏原棉，优质原棉更少。1938年，冯泽芳任中央农业实验所云南工作站主任派驻云南工作，他看到了多年生海岛棉，形同小树，习称木棉，多种在房前屋后用作观赏或在荒地上零星种植。经鉴定，他认为是离核木棉，属优质长绒棉。为此，他积极倡导研究和推广木棉，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首先由金融界与实业界配合地方政府组成木棉贷款团和推广委员会，在云南开远设立木棉试验场，贷款100万元，并制定出一套领取垦荒地和贷款的办法，扶植农民种植木棉。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仅几年，云南的木棉就发展到4700公顷。在推广木棉期间，他经常和助手们下乡，趁赶集日子向农民宣传种木棉的好处。初始阶段，农民收获的木棉无处出售，他便自己出资收购，轧出皮棉后再行销售。这样不仅资金得到周转，而且棉籽也可以赠给推广委员会为扩大繁殖之用。
为推广木棉，冯泽芳不遗余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给助手的信中曾写道：“斯字棉、德字棉和木棉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爱木棉同爱我的小女儿一样。”这种爱棉如子之心，何等感人！据他的学生和助手俞启葆估算，推广木棉所得的经济效益，其年生产价值比当时国民政府支付的全年农林经常费还多出1/3。

划分五大棉区探讨纺业布局

　　中国棉区划分研究是冯泽芳对我国棉花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他指出，农业是深受地域限制，亦即“地方色彩非常浓厚”的一门学科。1936—1959年，他曾先后6次发表过有关我国适宜棉区的文章。他根据棉区的无霜期、温度、雨量、日照等气象因素，地势、土质、海拔等地理条件，与棉花的分布、生长发育、产量构成的关系，以及农情调查、品种区域适应性等研究资料，将中国棉区的划分由最初提出2个发展为5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及华南。他还强调指出，某一棉区的良种移到另一棉区种植，效果将变差。这一见解对棉花育种和良种推广具有指导意义。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上述分区符合客观实际，至今仍为棉花科技界所沿用。其后的棉区划分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冯泽芳在20世纪30～40年代曾指出，淮河流域现在产棉不多，但从宜棉的条件来看，疏导淮河后可成为产棉盛区。如今淮河经过治理，黄淮海平原已成为我国棉花的重要产区，这个预言已成为现实。
在进行棉区划分的同时，冯泽芳又悉心研究棉工业布局。1936年，我国棉花产量已基本满足国内需要。但纺织工业布局不合理，纱厂集中在沿海城市，远离棉花产区，交通不便，且大部分为外商控制，以致于抗日战争时期90%以上的纱厂落在敌占区，大后方的纱锭数还不到全国的5%，而这使当时花纱布价格空前昂贵，令人咋舌。为此，冯泽芳于1940年发表了《我国棉工业区的合理分布》论文，阐述了棉工业合理布局的理论和根据。他从国防和同外国竞争的观点出发，提出今后不宜在沿海大埠扩充纱厂；应在交通便利的产棉中心，如在关中、京汉铁路北段、长江中游和晋南等内地棉区建厂，发展棉纺工业，这样可以利用廉价原料，减低花纱布运费，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冯泽芳从发展棉花生产的总目标出发，先划分宜棉区域，开拓植棉业，然后考虑加工工业与种植业密切配合，以便于农产品的销售和工业原料的供给。他认为今后应建设好棉业区，即在最有利的环境中植棉，在棉产集中的地区发展棉纺工业，这样可以扩大主要棉区，淘汰小棉区；各省不宜提倡棉产自给，应因地制宜发展各自的特产，建成各种特用经济作物区。对于特用经济作物区划，他也主张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的区域分工，如分别在最适宜的区域发展棉业区、茶叶区、丝业区等，以求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自给。

毕生治学严谨尊师爱友自重

　　冯泽芳的一生中有较长时间从事教学工作，他是循循善诱的好导师，更是深孚众望的教育家。1923年在江苏农校任教时，他以国内棉作最新资料为主，编著了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校教材《中等棉作学》，由中华书局出版。在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农学院教授期间，他提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教学与科研要联系生产实际，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他教导学生说，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除天资外，更重要的是靠勤奋学习。在指导科学实验时，十分重视收集阅读第一手资料，而不图省力去借鉴二三手资料，人云亦云。对撰写实验报告，他强调严肃性、逻辑性和数据与结论的统一。他勉励学生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锻炼思维能力，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为有用人才。他虽然在事业上有很大成就，是我国棉业改良的一代宗师，但他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始终不忘师长和同事对他的教诲与帮助。在50周岁时，他套用胡适诗句自勉：“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师长（胡诗原为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以表达他对师友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冯泽芳的一生始终保持农家子弟勤劳俭朴的作风。1942年，他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授兼农学院院长，但一家5口仅靠他一人的薪水维持清寒生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除患胃病外，他还得了夜盲症，但他从来没利用自己在学术界、棉业界的声望以及与纺织企业界人士的关系谋求兼职。他家住在重庆郊区数年，而家人从未到过市区，直到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才由吴有训校长安排，乘校长专车载全家去城里观光，而后告别山城。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时，他接触到由北京派来上海联络科技界人士的沈其益教授，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决定留在南京，回到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1952年改名为南京农学院）。在那里，他迎接解放，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棉花生产和科教事业努力奋斗。
他建议恢复中断多年的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受到农业部的重视，并采纳施行。从1956年起，他亲自主持此项工作，与华兴鼐等组织北方和南方棉区的区域试验，并与汪雄时、杜春培等整理发表了1956—1957两年的试验总结，肯定了徐州209、彭泽4号等优良品种的增产作用和推广价值。他对这些国内自育的棉花新品种能与国外品种并驾齐驱十分欣慰，认为我国的棉花育种工作已进入世界的行列。
1956年，他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倡议组建全国性棉花研究所，并参与筹建工作。1957年，就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率先与夫人来到棉区腹地——河南省安阳县白璧乡安家落户，主持工作，为我国棉业改进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1959年9月22日，冯泽芳在安阳不幸辞世，年仅60岁。他的去世是我国棉花界的重大损失。他品德高尚，廉洁奉公，为我国农业教育和棉花生产与科研事业奋斗终身，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楷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