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科学工作者开展小麦、水稻、玉米、谷子良种选育和改良，家畜良种繁育，护林和造林等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创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创办了《自然科学界》刊物。参加组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为开创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组织科研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建立实验基点，采取室内研究与农村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控制蝗虫灾害、小麦条锈病和猪瘟、牛瘟等传染病。提倡研究农业区划，对红壤改良利用、水土保持、三叶橡胶和木薯等亚热带作物在赣南引种栽培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平生惟有赤子心半世戎马半世农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凤桐

　　直到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刻，陈凤桐院士依然惦记着中国农业科学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他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寻求革命真理之路

　　少年时代的陈凤桐，血气方刚。年纪虽轻，但他已深受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对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无限憧憬。陈凤桐的父亲和大哥都是清末秀才，但颇具爱国民主进步思想。父亲极力提倡反毒禁烟，大哥为人正直，提倡妇女放足、举办
新学，这些对陈凤桐的思想影响很深。1917年在大哥帮助下，陈凤桐奔赴北平，希望开始崭新的生活。
两年后，陈凤桐考入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甲种农业学校，他学习十分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品学兼优的陈凤桐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想法总是得到大多数同学的认可。“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凤桐被推举为班代表，他带领同学们积极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组织游行、讲演，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积极参加李石曾、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的讲演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响导周报》等进步刊物。
从农校毕业后，陈凤桐陷入了经济非常窘迫的状态，无力继续升学。思前想后，他曾决心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留学法国，然而，苦于路费无着落，迟迟不能成行。为缓解经济状况，陈凤桐先后辗转于河南开封农场、察哈尔农事试验场任技术员和张家口实业学校等处任教员。
1929年秋，在友人陈子毅资助下，陈凤桐考入日本青山农业大学专门部，攻读农业经济。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变时期。在日本，陈凤桐结识了共产党员阮慕韩，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留意日本报刊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逐步确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反日义愤，陈凤桐同一批爱国留日学生毅然离开日本，回国转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并经阮慕韩介绍认识了中共北方局学运负责人南汉宸和杨秀峰、黄松龄、张友渔等进步教授，从此，投入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国及民族解放斗争。
1933年5月间，陈凤桐与许多进步同学一起，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他在同盟军所属张励生的察哈尔人民自卫军政治处工作，与日伪军作战。1933年9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蒋、日内外夹击中惨败，陈凤桐为躲避搜捕到达天津，在共产党员阮慕韩、南汉宸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应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江西农业院院长董时进邀请，到江西农业院担任农业技师。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后，陈凤桐参加了江西农业院组织的“苏区考察团”。从莲塘出发，经临川、南城、南丰到宁都等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林牧及工商等经济发展情况。在亲身感受到苏区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后，陈凤桐写出了《苏区农业考察报告》。同时，通过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更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

投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

　　1936年５月，陈凤桐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张家口，到察哈尔省* *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并入河北、山西两省。政府建设厅以农林科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壮大抗日力量。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日益扩大，陈凤桐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殖局局长。
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后方务农，陈凤桐都是一把好手。他根据当年毛主席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总结和推广群众生产经验，组织开展科学实验，提倡造林、护林、兴修水利，创建农场、林场、牧场等。他还响应延安自然科学界组织起来的号召，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并被选为理事长，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学术刊物《自然科学界》，宣传农林牧科学知识。
在《自然科学界》创刊号（1942年6月12日）上，陈凤桐发表了题为《农业推广和普及科学思想》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今天不是推广材料‘有’、‘无’，也不是推广什么、推广多少的问题，而是努力普及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问题，是大量的培养技术干部的问题。用最大的力量进行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首先使县区级政府干部有科学的生产思想和生产知识，有千百个忠实传递科学技术的干部，站到各级政群实业工作岗位上，一道技术命令或一个技术小册子，能为他们掌握运用，能为他们喜欢掌握运用。那些简而易行和目前能够推行的推广材料，直接间接，每年何止增加我们千百万的财富。”
长期在敌后艰苦工作，日夜操劳，陈凤桐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极差。1944年春，党组织安排他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方面可以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休养身体。
到了延安后，陈凤桐满腔热情地关注解放区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工作，经常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1944年12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陈凤桐撰写的《北岳的农业推广》长篇文章。他从实验研究工作、农田水利、培养干部、示范推广、农业行政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1941年春到1944年春在晋察冀边区农林牧殖局工作期间的经验教训。
建设新中国农业科技事业
1949年4月间，陈凤桐辗转各地，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这一次，他是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命，在原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北平工作站、农林部兽医防治处北平分处以及河北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1949年5月1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陈凤桐顾不得休息，立刻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该所的建设与发展中。
陈凤桐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不仅提议设置农作物系、园艺系、病虫害系（后改为植物保护系）、理化系（包括土壤、肥料、微生物和农药研制等）、畜牧系、家畜防疫系、森林系，还增设了开展遗传、生理、生化等基础研究的应用植物学系（后改为发育生物系）和开展农业小气候、气象灾害和物候学等方面研究的农业气象室。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情报和普及推广工作，专门设置了“编译委员会”和“农业推广委员会”，前者着重收集翻译国内外农业科技情报资料和编辑出版农业科学专著与学术刊物；后者主要是组织推广本所的科研成果和从事农业科技宣传普及工作。
上述机构的增设，是陈凤桐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为我国农业科学有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小麦锈病是当时威胁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大发生年份造成数百亿斤的小麦损失。针对1950年在全国范围大发生的惨重教训，陈凤桐提出“全国小麦锈病研究急需统一起来”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农业部的主持下，于当年8月召开了有30多位小麦锈病专家和育种专家参加的全国小麦锈病会议，成立了全国小麦锈病研究委员会并制定出统一的研究计划，通过全国小麦锈病和育种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很快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各地相继育成一批抗锈高产品种，从1965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严重危害。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我国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蝗虫特别是中华飞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害虫，每次蝗灾都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陈凤桐亲自组织科研人员深入蝗区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了蝗虫的种类和发生规律，总结提出查卵、查蛹、查成虫的“三查”测报和六六六粉剂与麦麸毒饵治蝗技术，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飞蝗滋生地消灭蝗害作出了贡献。这两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的取得，与陈凤桐在开始阶段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为新时期农业科学建言献策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与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历了严峻考验。1970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被撤销，陈凤桐被安排住到海淀区成府街道，成为一名普通居民。此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从不气馁，表现出高洁品质，积极参加街道的社会活动，慷慨资助居民和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辅导居民学文化、学政治，受到街道居民的尊敬和称赞。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陈凤桐终于能重返科研领域。他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革命精神，热切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丝毫不愿闲暇。他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顾问，并恢复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职务。他满腔热情地与时任领导商讨农业科研发展设想，加倍地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7年7月16日，陈凤桐本着“我们搞过农业科学的人，有责任汇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的精神，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11项具体建议；同年12月25日，他再次上报《关于中国农林科学院专业研究所体制的建议》。在此前后，他还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领导高惠民、李文玉，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等写信，探讨什么是土壤肥力，包括哪些理化性状，土壤肥力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创造出高产的肥力”等问题。他在信中还提醒专家们注意：“许多资料是从产量上找肥力，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从肥力上要求产量，不更快吗？”他还强调，“科学工作应该走在生产的前面。”
1978年3月，陈凤桐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身份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在会上书面发言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十项建议》，内容包括：（1）当前农业科学的重大任务——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总结群众经验、引进外国新技术；（2）农业科学应首先为全国重点建设县服务；（3）农艺如何和机械化结合；（4）土壤肥力标准问题；（5）关于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6）农林牧三结合；（7）农业科学的协作问题；（8）关于培养人才问题；（9）建立农业科学学术报告会；（10）加强农业科技的宣传推广。他还倡议：“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站到生产第一线上来，有计划，有重点，争时间，通力合作，完成科研任务。”陈凤桐这十项建议，反映了他一贯的科学研究思想，对我国农业科技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当时年逾80高龄的陈凤桐，依然满腔热情，不断研究新问题，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似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痛，即使在病重期间，他考虑更多的却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设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往探望他的同事们询问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全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0年10月4日，陈凤桐因病在北京逝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凤桐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