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简介

　　丁颖（1888—1964），男，广东高州人，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曾任前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曾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40 余年，其主要成就在于运用生态学观点对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将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为地域分明、种性清楚的6 个稻作带，并指出温度是决定稻作分布的最主要生态因子指标，在国际上首次将野生稻抗御恶劣环境的种质转育到栽培稻中，育成的中山1 号水稻品种在生产上应用达半个世纪；选育成水稻优良品种60 多个，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40 多篇，这些论文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其中《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 《 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还主编了《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他用毕生的精力为我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为天下苍生做稻粱谋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 颖

　　丁颖院士是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的先驱，他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将不断传承与发扬，激励后来者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上努力奋进。

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在广东高州中学毕业时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同学们群情激昂地讨论时事，各执己见。蓦地，一位清秀的同学站了起来，大家安静下来，目光纷纷投向他，他坚定的话语掷地有声：“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说话的同学便是丁颖。从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以后，丁颖的眼界得到了极大开阔，入学后，他积极参加了新高学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时时可以看到丁颖和同学们在一起满腔热血地讨论时事。
在丁颖的记忆中，永远忘不了父亲以及无数个像父亲一样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耕作，他也永远忘不了含辛茹苦的父亲举债送自己上学，让自己成为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正因如此，丁颖分外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在漫漫的求学路上，背负着家庭的殷切期望，他努力前行。
年轻的丁颖在内心立下誓言，他立志要以科学救国为此生夙愿。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后，丁颖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1912 年9 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 年6 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 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 年毕业前，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丁颖气愤之余，不愿再留日本，加之那时家境拮据，遂决定辍学回国。他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丁颖不仅厌恶当时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官场，也痛恨旧中国之各种顽疾，希望用科学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渴望自己继续深造，寻求科学救国救民之路，他于1921 年4 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矢志不渝 科学救国

　　光阴荏苒，转眼即逝。学成回国后，丁颖便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在教学的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作了多项调查，写出了《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 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诸多建言，如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丁颖没有气馁，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 岁”！
1926 年的一天，丁颖头顶草帽，在广州东郊的田间地头顾盼徘徊，他东瞅瞅，西看看，突然，眼前一亮，急步上前，蹲在一株外形和水稻比较相似但又有不同的绿苗前，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是野生稻啊！发现野生稻后，丁颖紧接着开始查证了大量的资料，提出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的论证，首创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并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经过大量试验，他首次用野生稻与农家种杂交育成了优良新品种“中山1号”，该品种被推广后历时50 年而不衰。此外，丁颖还培育出其他许多优良品种，为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 年，丁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科研经费的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1938 年日军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稻作育种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海南，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学校财产免遭损失，便毅然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在发现野生稻十年之后，丁颖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农家栽培稻杂交，获得了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一穗多达1 400 多粒，这项成果当时轰动了东南亚稻作科学界，日本的《农业及园艺》杂志立即刊登了照片。

克己奉公 严谨治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依然秉持无私奉献、潜心科研的精神，爱农为农的决心愈发坚定不移，即便是研究上遇到重重困难，他也从不气馁，知难而进。他的稻作试验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他受命筹建华南农学院，1955 年4 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华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1956 年，丁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9 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他的工作范围、科研领域更加广阔了，他的足迹遍及全国稻作地带。
在治学上，丁颖始终保持严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利地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就拿《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来说，自1926 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 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 次修改后才交稿。就连校对工作，他也从不假手于人，而是亲力亲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丁颖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高尚品德，不随波逐流，对所谓的“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就得慎重考虑。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还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 年他已是75 岁的老人，但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脚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细看、多问、勤记是他的一贯作风。

大家之风 山高水长

　　丁颖的著作和学术论点，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这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矢志为民的献身精神，是丁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是他取得科学成果的保证。
在个人生活方面，即使面对一些困难，组织上主动提出帮助，丁颖也从不让组织上照顾。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前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某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２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他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撒落饭粒，就成为他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试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地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 年，晚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 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 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在日常生活中，丁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他爱学生如子弟，总是谆谆诱导，诲之以理，导之以情。到晚年，丁颖不顾年事已高，仍亲自主持水稻生态研究，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后，每年都带领科技人员到各稻区实地考察，总结经验，为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科技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备受中国人民崇敬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前苏联、前民主德国、前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 年他主持了有中国、前苏联、越南３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 年5 月，为了参加8 月在北京举行的有10 多个国家专家参加的科学讨论会，他到宁夏、甘肃、山西、陕西、新疆连续跑了3 个月，会上，他作了水稻光温生态学术报告。会后，操劳过度的丁颖病倒了，可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到山东考察和作学术报告。其间，由于病情再度发作，他被送回北京医院。
1964 年10 月14 日，丁颖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而逝世。首都各界对丁颖教授的悼词说：“丁颖同志的一生，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些国外的水稻专家也发来唁电，深切哀悼这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了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和弘扬他的高尚品德，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并在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塑像。一位久居台湾年逾古稀的学生，因错过了参加丁老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深感遗憾，事后特地带领老少三代，手拄拐杖，专程回母校向丁颖塑像献上一束鲜花，并三鞠躬致敬。
丁颖“矢志为民、务实求真、身教以德、敬业乐群”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进。